纵观大焱这一百六十年来的历史,虽然发展至今也曾闪耀过繁荣昌盛的光彩,然内忧外患始终未曾断绝过。
外患自然是曾经的大辽帝国,以及西北的党项人,辽人虽然凶蛮,但檀渊之盟后却信守盟约,与大焱结成兄弟之邦,使得大焱的北方获得了长达百年的和平。
可党项人却如猴子一般上蹿下跳,从来就没安生过,大焱这边虽然有种师道坐镇,但仍旧是不胜其烦。
而无论是北面成平的时代,亦或是太宗真宗朝军事仍未疲软之时,大焱的内患却时常发生。
所谓内患无外乎天灾**,天灾无常,也无法控制,诸如地震洪水之属,而内患则来自于几个不同的方面。
比如真宗驾崩之后,太后刘娥把持朝政,差点就走上了武则天的老路,以至于仁宗皇帝从七八岁开始登基,一直到二十五六岁才亲政。
又比如朝堂上那些个贪官污吏为非作歹欺霸奢靡,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民乱。
北面的长期和平,加上西北被种师道镇着,大焱帝国内得到了极其珍贵的成平时代,使得大焱能够大力发展经济,商业繁华,文化鼎盛,但安逸使人堕落,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都催生了一股靡靡的风气。
几家欢喜几家愁,贫富分化越发严峻,上层的朱紫富贵名门望族越发穷奢极欲,他们享受的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出来的民脂民膏,而百姓苦不堪言,只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终怨声载道,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可悲的是,即便是起义,这些深受君权神授思想荼毒的穷苦百姓,大部分仍旧没有想过要改朝换代当皇帝,他们那卑微到极点的渴求,只不过是一顿饱饭则已。
这也使得大焱的叛乱看起来有些儿戏,许多人甚至将造反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尽量将声势都造大,而后等待着朝廷的招安,这样他们就能够成为朝廷的一员,再不用忍饥挨饿,不是到了穷途末路,谁愿意去打仗?
在太宗真宗朝及往后的几十年,蜀川和西南,以及广东西路,都是叛乱的重灾区,蜀川的王小波起义等,也曾经轰动一时。
而到了檀渊之盟最后这十几年时间里,大焱的腐朽和弊病已经呈现井喷式的爆发,以至于老百姓求生不得,只能纷纷走上了叛乱的道路。
宋江、王庆、田虎乃至后来的方腊,无一不是震撼江山,轰动朝野,使得人心惶惶,方腊甚至还占据半壁江山建立了国家,弄出了自己的小朝堂,无论声势还是战果,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使得朝廷不得不调拨十数万大军去平定。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背景和前提,当河北爆发民乱之时,不仅是王黼,连大名府的官员和百姓,都显得极其淡定。
然而王黼很快就淡定不起来了,因为这一次民乱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声势浩大,根本就没等王黼故技重施去粉饰太平,消息就已经被苏瑜通过转运使司的渠道,上奏到了朝廷,并上达天听了!
而且苏瑜为了赈济和抗灾,一直在河北东西两路实地考察,所奏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前几封奏折之中,他就已经提出过要谨防民乱的疏策,只是王黼坐镇河北,无人敢议论此事,渐渐也就被忽略了。
此次他的奏章非但详细阐述了叛变的具体情况,还顺带将了王黼一军,此时朝臣们才意识到苏瑜多么有先见之明,更意识到苏家两兄弟,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王黼不久前才将市舶司给夺了过去,许多人都以为苏瑜会忍气吞声,毕竟他真要跟王黼作对,简直就是蚍蜉撼树,而且副转运使的官帽子,也足够让苏瑜闭嘴了。
然而这毕竟只是大家的一厢情愿罢了,苏瑜非但顶住了王黼的压力,更是将河北的赈济搞得有声有色,若非王黼不能容人,目光短浅,又岂会让民乱变得如此不可收拾?
苏瑜在奏章之中陈数王黼的罪责,众人才知道苏瑜这是要捅破天了!
因为他阐述了今次民乱的原因,直言民乱隐患由来已久,黄河决堤只不过是提前将这些隐患引爆出来罢了。
北伐军在幽燕大地节节胜利,可谓扬眉吐气,但数十万大军总要吃喝,需要不断从国内调拨粮草。
而为了不至于延误战机,这些补给自然要摊派到大雅北方各路地方的头上。
富庶的河北、山东、河东等地首当其冲,成为了摊派的第一对象。
所谓摊派是额外的,也就是说这几个地方的老百姓除了缴纳正常的赋税之外,还要承担大军的用度,非但如此,他们还要被征用为民夫,自己将军粮押送到北面去!
许多人并不愿意背井离乡,毕竟北面正在打仗,若自己去送粮,反倒死在了那里,可就让人哭不出来了。
于是便有人开始组建队伍,干起了代为运粮交粮的行当,而且开始牟取暴利,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的盘费甚至高达十几石到二十几石,对于河北的百姓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而前番已经说过,王黼之所以能够窃据高位,正是因为他生财有道,很懂得给自己赚钱,更懂得如何替朝廷省钱,替朝廷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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