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今天,肖银川的气质很是不错。
“老书记,今天好吗?”吴题看着肖银川笑着问道。
“好好好,往后啊,你们就不要这样天天来看我了。你们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肖银川看着吴题他们笑着说道。
坐了一会儿,他们就有开支要肖朝阳讲他心中的往事了。
“好吧。”肖朝阳说着就回忆着讲了起来:
与他相识是在乡下当知识青年的第五个年头。那年的春节后,我从城里返回到乡下,在汽车站里转车时遇到了他。
与我同行的小蓉与他熟悉。就把他的名字告诉了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
他立即双手抱拳做了一个揖,口里念念有词:“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的见,三生之幸!”
逗得原本很有些拘谨的我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
“他就是个‘洪头’。”小蓉想我介绍着说道。
“洪头”的称呼,这抱拳行礼的动作,很有几分江湖上的气魄。于是,我便忍不住的打量起他来了。
只见他长得将近一米八的个头,红红的脸膛,只是鼻梁上架着的那一副眼镜给他平添了几分书生气。
既然认识了,我们就结伴同行。等到买票的时候,这才知道,今天已经没有了去我们县城的班车了。
于是,我就发起愁来了。见到一拨人愁眉苦脸,焦急万分的样子,“洪头”便自告奋勇去跟车站方面交涉。
车站方面说,如果我们能组织到五十名乘客,车站就加开一趟大客车。
“洪头”马上找来纸笔,并大声喊道:“要去县城的快来登记!加班车,票价减半!”
我和肖蓉也立即放开喉咙,帮着他大声地叫喊了起来。
这样一来,居然一下子就登记了三十个人,但距离五十还差得远啊。于是,“洪头”就站在车站门口拉客了。
终于登记上了进五十个人。车站方面见到“洪头”组织科员辛苦,居然同意开车了。客车一来,大家就乱哄哄的开始往上爬了。
“大家慢慢来!”这时,“洪头”又把大家给吼住了,说有他安排上车秩序。
他先让老人和孩子上车,接着便是妇女,最后才是男人。这时,大家也都规规矩矩地服从他的指挥。
我和小蓉要晕车,就被他安排在第一排正中最好的位置上。开车时,他以照顾晕车同学为由,挤到了我们的旁边。
一路上,他不断地给我讲着各种笑话,听着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我竟然忘记了晕车,这也真是难得。
下车后,我与“洪头”竟然不约而同地奔向同一个地方。这时才知道我们都是县里某一个部门聘请的临时工作人员。
虽说是认识了,但一向羞于和男人们接触的我,仍然显得十分拘谨,每次当食堂吃饭,我总是坐到远离他的桌子上去吃的。
这时,他就疑惑的看着我,现出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神色。
后来,他就比我后到食堂,而且端着饭碗直径朝着我这里走来,我也就不好再躲开了。再后来,他就抢先到食堂打好两份饭,等着我去吃。
就这样,我们就逐渐地熟悉了起来。起初我们不在一个工作小组。一次,临时调整小组,我们俩竟然组成一个小组下乡采访。
离开那呆腻了的办公室,我们像两只出窝的小鸟,自由自在地废除了县城。
阳春三月,丽日蓝天。望着展现在眼前这一望无际的原野,就像一块黄绿错综的巨大的花毯向着四面八方神展开去。
那黄的是油菜花,那绿的是麦苗。我们穿行在这画的海洋中,沐浴着这和煦的春风和温暖的阳光,脚步十分轻快。
走着走着,忽然,他大叫一声:“狗来啦!”
顿时吓得我撒腿就跑,心跳加剧,手脚发软。待听到他站在远远地后面发出得意的笑声时,我这才知道是他在故意吓我的恶作剧。
这下,我可气坏了,就再也不理他了。于是,他就变着法子哄我,又帮我背挎包。又讲笑话逗我笑。
但我还是努力忍住笑,还是不理他。
后来真的碰上了狗,他勇敢地保护住了我,用石头,木棍跟狗搏斗,还险些儿被狗咬着了。
大奥大目的地的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客店里,晚上九点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四周一片漆黑,我吓得抵紧了房门,惊骇的坐在屋内,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盏油灯给我。他的及时到来消除了我内心的恐惧,紧张的心情也就渐渐地平复了下来。
这时,他提议到江边去走走,我就欣然同意了。
随着他一起来到了田野上面,在那银白色的月光下面,田地村庄,一切的一切都在静默着,就像笼上了纱的梦。
河水在静静地流淌着,泛起银白色的波光。山村的夜晚竟然是如此的静谧。
在这美好的夜色中,我们聊着童年的趣事,沿着江边慢慢地走着,走着……
采访回来不久,我们就各自回到生产队里去了。
在农闲的时候,“洪头”常常步行十几里路,到我们“知青沙龙”来,大家在一起弹琴,唱歌,吹牛,打扑克,杀鸡,磨豆花,好不快活。
“洪头”多才多艺,朗读,拉琴,唱歌,打球都不错,还会画上几笔。
他多次对我说:“多久有空了就给你画张像。”
但也总没有时间画。
最让大家佩服的还是幽默风趣的谈吐,和不要帮手便能轻松自如地做出一大桌菜的绝技。“洪头”的到来给我们知青沙龙增添了不少活力。
其实,“洪头”的内心并不想外表一样的乐观开朗,他也有着深深的苦闷。
一次,他对我谈到了因为政审过补了管,自己和妹妹都调不出去,感到前途黯淡时,不禁潸然泪下。我和他的处境完全相同,可谓“同时天涯零落人”,有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额感觉。
见到他如此伤心,一时间我竟然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他了。他虽然没有哭,但并非是坚强,而是麻木。
在麦收的时候,我不慎在劳动中消退受伤,要强的我不肯让人家用担架抬着去公社缝针,只请卫生院上了点药。
后来张口感染了,又肿又痛,他知道了,匆匆赶来,带来了药和纱布。他给我洗涤和包扎伤口,并教给我治疗的方法。
我用他的方法治好了伤,只留下一个月牙形的伤疤。
麦收后的一天,他来到我这里,显得坐立不安,几次欲言又止。等到只有我们二人时,他这才下定决心,吞吞吐吐的开了口:“你晓不晓得……有人在说我们……”
“说啥子?”我敏感的意识到了其中的意思,掩饰着问道。
他涨红了脸说道:“我到无所谓……只是对你……不晓得会不会影响你……”
这一下我完全明白了,他是在逼我表态呀,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足够的心里准备,我平时总是把他当成大哥哥,从未捅破那层窗户纸。
怎么回答呢?在慌乱中我来不及思考,只好恼羞成怒的大骂“造谣者”。见到我这样,他秃然的地下了头去,哑着嗓子,低低地说了声:“我走了。”
说完话,他边转身离去了。
从此,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哥哥——“洪头”,就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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