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武装力量可以算是彻底全军覆没,因此zhōng yāngzhèng fǔ的目光自然要转向有着重要地理价值的江汉。
黎元洪坐镇武汉,不仅扼住南北交通枢纽的要道,更是掌控左右长江航道。黎元洪本人又是大革命的元勋,在江汉一带颇有呼风唤雨之能耐。不管是从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战略的方面,都是不容小视的隐患。
只是之前黎元洪一直不肯北上,袁世凯也不敢贸然兴兵威胁,所以根本无从下手。
此次王占元进占湖北,又与黎元洪的势力发生冲突,愈发使得北洋zhèng fǔ要下定决心将彻底处理好黎元洪的事情。
段祺瑞南下之前并不是以邀请黎元洪北上为名义,仅仅是来武昌慰问王占元的部队,顺便将袁世凯亲自撰写的“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牌匾赠送给黎元洪。
黎元洪既是副总统又是本地长官,自然要尽地主之谊接待段祺瑞。
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天的时间,什么大事小事都没有发生,段祺瑞就这样准备启程北上返回běi jīng,而黎元洪也亲自到火车站送别。当火车即将开动时,变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段祺瑞的卫兵忽然拔出枪来顶住黎元洪,强逼着黎元洪一起登上了火车。黎元洪就这样被段祺瑞带往了běi jīng,而湖北地区的统治权也完全沦入王占元手中。
这是一件引起全国政界瞩目的事件,袁肃在滦州也是收到相关方面的消息。但是对于中国广大基层的老百姓们来说,这最多只能算是高官之间的恩恩怨怨,根本算不得什么值得关心的事情。而除了这件事之外,最能让老百姓们感到关心的反倒是河南、河北一带爆发的农民起义。自从上次太平天国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那次农民起义之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像这次这样的大规模暴X乱了。
大革命成功之初的那几年,恰逢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饥民﹑乞丐成群。白朗与李鸿宾﹑宋老年等绿林头目联合﹐被推为首领。他们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队伍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
说来,白朗起义与滦州起义是有几分渊源的。白朗于时清末时,曾在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军官,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吴被暗杀于山西。白朗随后便在河南宝丰起兵,初仅有二十余士兵和一支步枪,后很快招募周围团练,至一九一二年中旬,已有五、六百余人,在河南西部一带游击,自称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
到了次年二次革命爆发,白朗趁机响应南方国民党的号召,发动农民起义,反对袁世凯政权,威胁京汉铁路的安全。为保证这条交通干线的畅通,袁世凯调集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联军对白朗进行围剿。不料联军中的陕西王生歧部阵前起义,参加白朗军,使得白朗军的军力和装备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白朗遂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
如今白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当然也距离消亡没有太久的时rì。
尽管这些农民起义军人数众多,在经过多次攻城略地之后也得到了装备上的补充,但终归是欠缺扎实的军事基础。再加上起义军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不乏一些见异思迁者。
经过长达大半年时间的围剿,北洋zhèng fǔ此次是动了真火,从一开始只是调动地方军队围剿到如今甚至是真刀真枪的派遣主力部队。就连河南尚且还在编练当中的zhōng yāng军第七师也都开赴山区,进行片区的围剿的作战。
最近在滦州的报纸上经常是有看到白朗起义的跟进报道,袁肃对这些消息只是偶尔关注罢了。他知道,历史上就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份的这个时候,白朗整个势力会遭到致命xìng的重创,而白朗本人也会被迫率众突破袁军的包围圈,进入安徽。
再到今年二月份的时候,袁世凯又会任命段祺瑞为总司令,率领北洋jīng锐追击白朗,据说当时还派出了四架飞机对白朗军进行侦察,是为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将空军投入实战。白朗迫于压力,离皖入鄂,而到三月份时,白朗又会从低谷中获得短暂的崛起,其带领起义军占领老河口,全军发展到2万余人。不过在老河口,白朗军打死基督教挪威传教士费兰德医生,打伤沙麻牧师,酿成“老河口案”,引起西方国家对袁世凯的强烈抗议。
至于这场围剿和突围的战争,事实上与袁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最多也是借机经营倒买倒卖的生意活动,秘密的向战场上出售一些军火商品。不过这终归是要从长计议,若是不小心走露了风声,反倒会惹祸上身。